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性别比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本世纪中期迅速增加,然后在本世纪末下降。从1900年到1960年的增长导致了每100个女性出生时多出约2.8个男性。有趣的是,这种增长与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峰值相吻合,而且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性别比数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已经确定的是,这些和其他战后性别比的增长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
有人假设,战时性别比的峰值是由于归国士兵和他们的伴侣之间的性交异常频繁,导致月经周期内的受精时间提前,这(由于周期内荷尔蒙的变化)可能增加男性出生的概率。试图确定授精时间是否影响后代性别的研究结果不一,有些报告有影响,有些则没有。也有人认为,性别比可能会被这种效应所稳定,如果个体察觉到成年性别比的偏差,就会调节他们的交配率,以增加他们生育稀有性别的后代的机会--他们有更好的繁殖机会。预计这种行为反应会产生一个负反馈回路,导致性别比随时间变化的自相关和振荡;这两种情况都已被观察到。
战时性别比的增加也被归因于一个发现,即较大的男性更可能有男性的后代,更可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这种解释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它意味着男性大小和性别比例之间的遗传联系,这将是对男性大小的定向进化的限制,也许也是对性别比例平衡的维持的限制。
有研究首次提出了较高的男性死亡率和偏重男性的初级性别比之间的联系,作为基于平等投资原则的更广泛的性别比进化理论的一个推论。这是一个原则,即父母将在每种性别的后代之间平等地投资他们的资源,因为每种性别正好提供所有未来世代的一半基因;因此,任何导致父母不平等地投资于性别的基因将倾向于被取消选择。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父母对每个性别的投资不仅是性别比例的函数,而且性别比例也是父母对每个性别投资的函数。因此,如果一个性别在父母照顾期结束前需要更多的父母资源,该物种的性别比就会变得偏向于补偿。
就人类的性别比而言,男性在婴儿期的死亡率较高,因此平均需要较少的父母照顾,这导致男性的出生率较高,以平衡父母对每个性别的投资。这一原则本身并不能解释战后性别比的增加,因为它涉及到男性在父母照顾期间的死亡,而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大概已经独立于他们的父母。
由于有更多儿子看到儿子从战争中归来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儿子更有可能自己生男孩,因为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倾向。相比之下,拥有更多女儿的男性可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而这些儿子更有可能成为女儿的父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男人更有可能生男孩,这导致了男婴潮。
在大多数国家,只要有记录,出生的男孩就比女孩多。例如,在英国和美国,目前每100名女性中约有105名男性出生。有充分的文献记载,更多的男性在童年和他们还没有到能够生育的年龄之前就死去了。因此,同样地,这种基因可能导致更多的男孩在战争后出生,也可能导致每年有更多的男孩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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